1989年11月14日，秋风萧瑟，秋雨绵绵。一位名叫淡以兴的老人，在四川省广安县病逝。但关于老人的安葬规格问题，却让广安县县委的同志作了难。

老人只是一位老农，名不见经传，也没有显赫的社会影响，但与邓小平的关系却非同一般。

县委同志讨论了许久,关于葬礼规格还是拿不定主意,于是众人决定向上级请示。

不久后,邓小平的指示传了下来,只有三句话:“知道了”、“规格够高了”、“不再送什么了” ，就此定下葬礼基调。

那么，淡以兴到底是邓小平什么人？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往事呢？

少年玩伴，一起长大的情义

1904年8月22日，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，邓绍昌焦急地徘徊在房门外，等待着自己第一个孩子的出世。

一声嘹亮的婴儿哭叫声，赶走了邓绍昌心头的焦虑和不安，一种初为人父的极大的喜悦，让他激动地搓着双手，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满心的欢喜。

这个孩子，就是后来的邓小平。

邓家几代单传，这个孩子又是家中长子，注定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呵护，父亲给他起名邓先圣，由此可见对他寄予的厚望。

邓小平的母亲淡氏，更加喜欢自己这个五官清秀、浓眉大眼的长子。

淡氏虽没读过书，但娘家家境不错，自小得到良好的家教，所以对自己孩子的教育，是十分上心的。

在邓小平年幼时，母亲经常带着儿子到娘家去。一是因为娘家有自己最喜欢的小弟弟，而且这个小弟只比儿子大了4岁，是儿子最好的玩伴，还有一个想法，她对自己从小成长的环境，比较依恋和满意，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。

于是，邓小平幺舅淡以兴，就成了他幼年的玩伴，两个人一起长大，成为关系最密切的发小。

邓小平和淡以兴，这对年龄相仿的甥舅俩，在一起爬树摘果，追赶玩耍，时常击石当锣，甩着高腔，模仿着唱几句川剧……

舅舅家的房前屋后，留下他们一起玩耍的身影，他们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一样，做着所有淘气的事，也在快乐中不知不觉地长大。

很快到了上学的年纪，邓母不忍拆散这对好玩伴，就把淡以兴接到邓家，和自己的儿子一起，到邓家本族开办的私塾去读书。

第一天报名，私塾先生听到邓先圣的名字，眉头拧成了个疙瘩：小小娃儿叫“邓先生”，实在是对圣人不敬，改个名吧。

于是，邓先圣改名为“邓希贤”，淡以兴和家里大人一样，都叫他“贤娃儿”。

少年玩伴成为学堂的同学，还有着血缘关系，所以在学堂里，两个人更是形影相随。

邓小平从小机智聪明，遇事鬼点子多，学习成绩又好，是舅舅淡以兴眼中的机灵鬼。虽然淡以兴年长几岁，又是长辈，但是却成了自己外甥的小跟包，遇到什么事，都是惟邓小平马首是瞻，一切听邓小平的。

他们一起背书，一起写作业，一起淘气被老师打板子，一起从幼童到少年。

人长大以后，就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。

邓小平选择继续读书，淡以兴的父母却希望儿子帮助打理家业。

邓小平在学堂不断接受新式先进文化的教育，视野越来越开阔，眼界也越来越高，思想越来越成熟。15岁那年，他离开了广安，远赴法国留学。

这对自小一起长大的甥舅、玩伴，自此分别，很少再见了，只有共同长大的真切情谊，铭刻在各自的心里。

家道中落，慷慨相助的恩情

让邓小平铭记的，不仅是与淡以兴一起长大的美好回忆，还有自己家道中落时，淡以兴尽力相助的恩情。

邓小平原来的家境还不错。他的父亲邓绍昌，也是一位进步人士，早年就读于成都法政学校，接受过新式教育，思想进步，开明正直，曾经在广安县团练局任过局长。辛亥革命后，在革命军做过营长，在当地威望很高，有一定的影响力。

邓绍昌的能力和威望，被当地的恶霸看上了。他们想拉拢他同流合污，欺压百姓。

一波波人游说邓绍昌，以金钱高位相诱惑，让邓绍昌成为他们的“军师”、“旗手”，正直的邓绍昌严词拒绝，之后干脆避而不见。

劝说不成，就采取各种上不得台面的手段相威胁。于是，邓绍昌不断遭到这些恶人的骚扰和排挤，不得不离开家，远往重庆去打工谋生。

一个家的男主人不在家，勤劳的母亲缺少了主心骨和帮手，原本还不错的家境开始逐渐中落了。

邓小平出生后，母亲又先后生下邓垦、邓蜀平几个孩子。孩子多，劳力少，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，生活越来越困难。

虽然生活困难，但开明的父母，依然支持邓小平兄弟学习文化。

重庆要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，邓绍昌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，就赶往老家，支持儿子到法国留学。

而此时，邓家已经捉襟见肘，连邓小平出国留学的费用，也凑不出来了。

看到丈夫长吁短叹，儿子愁容满面，邓母淡氏一声不吭回到娘家，借来了一些钱，才将儿子送出国门。

没有淡以兴家的相助，邓小平出国留学的路程，要艰难得多。

1926年，邓母淡氏病逝后，邓绍昌先后娶了厦氏、萧氏为妻，都先后病逝，只留下一群儿女和破败的家。

邓父一个大男人，实在不知道怎么照顾孩子，所以又娶了夏伯根。

遗憾的是，1936年，邓绍昌也不幸离世，年仅五十岁。留下夏伯根，苦苦支撑着这个家。

危难时候，淡以兴时常伸出援助之手。

家中生活困难，参加革命的邓小平，一直鼓励弟弟参加革命。

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决定去延安参加革命。临行之前，去和舅舅淡以兴告别。

知道邓垦身上没有一点路费，淡以兴帮忙筹措了银票，资助邓垦。

随后，邓小平的堂弟邓自立走上革命道路，同样是淡以兴变卖家产，予以资助。

1976年无疑是新中国的多事之秋，这一年里我们不仅失去了周总理、朱老总和毛主席3位伟大革命家，也遭遇了百年难遇的唐山大地震！

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，本是贫家女出身，没有文化，缺少见识，在邓父去世以后，每遇到问题和困难时，淡以兴还是以娘家人的身份，及时给予帮助和支持。

邓小平这时候已经是革命队伍的重要领导，名声在外，邓家早已被盯上，与邓家关系密切的淡以兴，也成为国民党迫害的对象。

为了保障一家老小的安全，淡以兴不得不背井离乡，打工谋生，逃避国民党的抓捕和迫害，一直到1949年底，才敢回到家乡。

可以说，邓家这个革命家庭的发展和壮大，其中凝聚着淡以兴的心血付出。

长大再见，舅舅坐了冷板凳

从邓小平出国留学，到甥舅俩再次见面，足足经过了30年的时间。

解放初期，邓小平任西南局第一书记、西南军区政委等职务，坐镇重庆，领导土地改革、剿匪等工作，恢复发展生产。

各种关于这位邓书记的传闻不胫而走，终于传到淡以兴耳朵里。这时候，淡以兴才知道，这个共产党的大官，就是自己心中常常挂念的外甥邓希贤。而今，自己幼年时最好的伙伴、同学，就在离家乡不远的重庆主事。

这么多年的牵挂和思念，突然就有了着落，淡以兴喜不自胜。他想尽快见到邓小平，说说这么多年的想念，也把这么多年他默默帮忙操持的邓家，交给这位邓家的长子。

淡以兴带着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，从四川广安出发，一路打听咨询，一路翻山越岭，千里迢迢赶到重庆。

一路上，淡以兴始终处于一种莫名的兴奋中。童年的记忆，一幕幕在他脑海里回放，他在心中想象，邓小平这位大官现在是什么样子，穿什么样的衣服，住什么样的房子，邓小平见到他时会不会特别激动，他们见面后第一句话该说什么，心里甚至还跳跃着沾沾光的小心思。

一路上的山水风景，舟车劳顿，竟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。

但让淡以兴没有想到的是，他在邓小平那里，先坐了冷板凳。

接待淡以兴的，是邓小平的警卫员崔来儒。

刚刚解放，重庆情况还很复杂，所有来人，必须经过严格审查，更不用说，是来找邓书记的人了。

崔来儒板着脸，按照审查程序进行了盘查，终于确认是邓政委家乡来人了。他放下满脸的戒备，匆忙跑去向邓小平报告。

此时，邓小平正在开会。警卫员走进邓小平，贴近他耳边悄声报告：“您老家来了两个人，说是您舅舅淡以兴和您老娘。”

邓小平心中一怔，看了崔来儒一眼：“先安排到招待所住下，等我开完会再说。”

这一开会，就到了晚上。

夏伯根是邓小平的继母，和邓小平素昧平生，本来就十分忐忑，此刻一句话没有，垂着头闷坐在那里。

淡以兴不知道开会是什么概念，只知道本该热情相迎的外甥，没有第一时间来见自己，所以如坐针毡，坐卧不安。

等到邓小平开完会匆忙赶来，淡以兴的所有的期待，已经被久等的焦虑冲淡了。

淡以兴略带责怪地说：“贤娃子，你们共产党的官，只认开会不认娘哦，我们等了你半天了。”

邓小平连忙致歉：“国家刚解放，要办的事太多，国家的事大，咱自己家的事小，幺舅要多体谅。”

这一夜，他们彻夜长谈，淡以兴给邓小平讲了他离家后家庭的变故，父母的病死，继母夏伯根如何辛苦持家，如何侍奉父亲，如何在父亲病死后，辛苦守着这个家。

邓小平拭去眼中的泪水，向舅舅和夏伯根表示感谢：“父母去世，我都没在跟前尽孝送终，今后，我们要给这位老娘养老送终。”

只大邓小平几岁的夏伯根，得到了后半生的依靠和保障，激动得泪流满面。

临别之时，淡以兴欲言又止。

睿智的邓小平拉着淡以兴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幺舅，咱们自小一起长大，那份情谊我不会忘记，也感谢你这么多年我对我们家的关照。但我是共产党的干部，有几点纪律要求，你还要支持我。一是我工作忙，不能够经常回家，二是我是给老百姓打工的，手里并没啥子权力，给家里帮不上忙，你回去也不要介绍我的情况。但是，将来你老了，我们会尽心照顾您的生活。”

淡以兴心里五味杂陈，有重逢的喜悦，也有淡淡的失落。但他铭记着外甥的话，后来的岁月里，无论多难，从没有张口找过麻烦。

难以相见，相互牵挂的温暖

随着生活的稳定和岁月的流逝，身处异地的亲人，越来越成为彼此的牵挂。

邓小平在闲暇之余，经常和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们谈起老家的亲人，谈起自己与幺舅的快乐童年，舅舅曾经对自己家无偿地资助，感恩思念之情溢于言表。

与邓小平心心相印的夫人卓琳，感受到了自己丈夫百忙中的牵挂，从1958年开始，每个月都从自己家并不宽裕的生活费中，挤出一些钱来，给淡以兴家寄去。从每月的5元、10元，到20元，一直坚持到淡以兴去世。

邓小平感激地看着爱人，欣慰地说：“家里老人，我们无法尽孝，只能这样表表心意喽。”

每个月都能收到北京寄来的钱，让淡以兴老人在村里很有面子。

有人给淡以兴开玩笑：“你老汉儿可是有靠山的人呐，让你外甥把你接到北京，给娃儿也安排个工作哦。”

淡以兴憨厚地一笑：“我们贤娃说喽，他没得这个职权，我们老百姓就是种地哩，干不了啥子工作，不能给他添麻烦。”

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淡以兴始终牵挂着远在北京的外甥，经常依靠在家中的矮墙边，眼望着村外的路口，一个人自言自语：贤娃儿咋这么忙啊，也不说回来看看。

1985年，淡以兴终于按捺不住，托人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：“年岁大了，眼睛也看不清东西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一面了。”

远在北京的邓小平，也牵挂着家乡的亲人，但因为工作忙，更因为不愿意给地方上添麻烦，所以一直没有回过家乡。

1986年2月，邓小平携夫人卓琳到四川视察工作。当时正值春节，决定和舅舅舅母一起，过个团圆年。

多年未见，舅舅已经须发尽白，腰背弯曲，眼花耳背，邓小平自己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。

一见面，邓小平紧握着淡以兴的双手，亲切地说道：“舅舅舅母，给您老人家拜年喽。”

淡以兴老人颤抖地握着自己外甥的手：“贤娃儿，你也老喽，多保重哦。”

2月13日，久别重逢的甥舅俩，与家人们一起，在成都金牛宾馆亲切合影，留下了珍贵的一幕。

分别之时，邓小平脱下自己随身穿着的灰色大衣，披到淡以兴身上，深情地说：“幺舅，我太忙了，不能回去看你们，您要多保重，就让我这件大衣，代替我陪伴你吧。”

直到淡以兴老人去世，这从小为伴、情谊深厚的甥舅俩，也没见过面，但邓小平赠送的那件大衣，淡以兴老人一直穿到去世，破了又缝，缝了又破，始终不愿意丢弃。

淡以兴去世后，他的后人将这件灰色的棉大衣捐赠出来，如今就陈列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里，永远见证着邓小平与淡以兴之间的情义。

而淡以兴的葬礼，广安县委的同志在接到邓小平三句话定调后，便严格按照指示，不送花圈，不开追悼会，用普通的农村葬礼仪式，送别了淡以兴老人最后一程。

乡音、乡情，包括家乡的亲人们，始终是每个人的牵挂。但作为身居要职的国家领导人，会受到更为严格的约束，所以即使对亲人梦绕魂牵，也无法常常来往。

虽然邓小平与淡以兴从小为伴，甥舅感情深厚，但也没有因此得到特别的优待和照顾可靠的网上配资炒股，就连百年以后的葬礼，和普通的老百姓也无区别。小平同志的三句话，看似亲情淡漠，但展现的，恰恰是领导干部不搞特殊的伟大格局，是与人民群众保持一致的百姓情怀，这种品格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、敬仰和怀念。